38军的历史，尤其是该部队在文革期间的表现，往往被诸多误传所扭曲。对此，我们有责任进行正本清源，以正视听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八军，在文革时期被誉为“38军”。其起源可追溯至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。这支队伍与第2纵队、第6纵队并称为林彪的“三虎”，是东北野战军公认的主力部队。若进一步探寻其历史渊源，可知112师334团的前身是1928年由彭德怀、滕代远领导发动的平江起义后成立的红5军的一部分，而113师338团的前身则是1932年由吴焕先等人重建的红25军75师的一部分。1937年8月，这两部分别被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的两个营。112师335团和113师337团，同样源自以红军干部为骨干组成的115师的一个营和一个补充团。至于该军的114师，其前身是东北军111师，于1942年起义加入中共，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。

在“三虎”部队中，1纵、2纵与林彪的关联相较于6纵而言，显得并不深厚。6纵的16师，即后改称的43军127师，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——也就是中共早期所掌握的第一支正规部队，即“叶挺独立团”。1926年，林彪在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后，被分配至该团担任见习排长，从而开启了其革命军事生涯的篇章。

了解历史背景至关重要。在讨论38军与林彪的关系时，不应过分强调个人之间的联系。实际上，若要提及林彪的直接嫡系，仅127师当属其中。将38军视为林彪的嫡系，为何不提及其曾是彭德怀赖以建立声望的基础呢？1纵在东北战场的出色表现，一方面得益于其坚实的基础，另一方面得益于林彪的高明指挥，这与是否属于嫡系并无直接关联。

第二十一军，自山西调防至西安与宝鸡一带，完成了从北京军区向兰州军区的战略移交。同时，驻扎在甘肃平凉的陆军第六十二师，亦正式回归第二十一军的序列。

69军，自河北保定地域调整部署至山西，接手了21军的防务任务。

第三十八军，自吉林通化地域调整部署至河北保定地域，接手第六十九军的防务重任，并于沈阳军区的指挥体系下，划归至北京军区统一管理。

军委再次下达指令：“各部队接到此令后，须立即进入行动状态，迅速启动。21军、69军务必于3月5日之前全员抵达指定地域，38军亦需在3月8日之前完成集结”。

三军的连续调遣，牵涉范围广阔，时间紧迫。根据38军军史记载，2月15日凌晨大约4点钟，部队接到移防的预先指令。当天，军部的主要领导便乘坐飞机提前抵达。到了16日0时15分，部队接到了沈阳军区转发的“部署调整”指令。紧接着，在18日19时12分，先锋部队的第334团1营乘坐火车从通化出发。从接到预先号令到首趟列车启动，其间仅相隔三天。

据此，查阅该军的历史记载，我们确切了解到，38军转至保定的部署时间为1967年2月，并非如人们所言的“文革前夕”。那时，自毛泽东处理北京市委的“独立王国”问题以来，已过去了将近十个月。

38军进驻保定地区后，其代号更改为4800部队。当时，军长李光军年方48岁，政委王猛亦年仅47岁，两位领导均系38军的新锐力量。

李光军，江苏睢宁籍，出自新四军——三野。1947年，他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六师第十七团的团长。随后，在第六师整编为二十一军第六十三师后，他升任师长。1956年至1959年间，李光军远赴苏联总参谋部高等军事学院深造，历时四年。归国后，他历任第三十九军副军长、第六十四军军长等职。1964年，他从大校晋升为少将，同年接替邓岳，担任第三十八军军长。

王猛，籍贯河北盐山，出身于八路军——二野，曾历任二野16军46师的团政委、师政治部主任以及师政委等职。1954年，他被调往长春第二政治学校担任政治部主任，并于1961年升任该校政委，荣膺正军级。同年，随着二政校的撤销，王猛向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提出请求，希望能重返野战部队。虽然未能获得正军级职务，但他并未介意，接受了38军副政委的职务。1964年，他与李光军一同晋升为少将。到了1966年12月，王猛接替于敬山，担任了军政委的职务。

1968年“杨余傅事件”后批“华北山头主义”，郑维山说，38军调防保定，是杨成武提议，得毛泽东批准。杨成武此议用心何在？是否有向林彪示好之意？笔者不好妄自揣测。不过，可以确定的是，杨成武此举，却应了一句老话：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”，38军的入驻给其力挺的北京军区带来了不小的困扰。

在明末，顾祖禹于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中如此描述保定的军事要地：“西山雄踞，众水东流。宣府、大同构成其天然屏障，倒马、紫荆两山则形成坚固的险隘。内外相连，拱卫京畿，实为要中之要。往昔河朔地区若有战事，保定往往首当其冲。”

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，河北省的省会、省军区以及69军军部均设于保定。到了1958年，省会与省军区迁移至天津。然而，在1966年4月，中央政府开始考虑将天津升格为直辖市，随后，河北省的省会与省军区再次从天津迁回保定。

1967年1月，河北省军区与第69军联合介入了保定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。至2月11日，官方正式宣布，拥有三万余成员的“河北省工农荣复转退军人红卫兵保定八一造反总司令部”（简称“八一总部”）属反动组织，随即出动27个连队，采取武力手段强行解散了“八一总部”及其他多个群众性组织，并对1200余人实施了逮捕，其中238人被投入监狱。

38军刚刚进驻新的防御区域，便在2月24日接到指令，与省军区协同负责保定地区的支援与保障工作，并据此成立了专门的支地办公室。军党委进行了明确的职责分工：由军党委书记、军长李光军负责“三支两军”事务，常委兼副军长刘海清、副政委邢泽辅协助其工作，同时他们主要负责保定市的支援与保障，身担重任，坚守在最前线。而第二书记、军政委王猛则负责军内事务，对外保持低调，不直接出面。

在介入保定地区的支左行动初期，38军尚未形成明确的立场。自1967年4月起，以“八一总部”的平反与否为导火索，保定地区的造反派组织进行了重组，形成了两大派系——“工总派”（亦称“农大造反团派”）与“工筹派”（又称“革命红楼派”）。其中，较为稳健和保守的“工筹派”获得了省军区的支持，而受到省军区排斥的较为激进的“工总派”，则主动向新入驻的38军示好，寻求其支持。38军与河北原有的当权势力并无任何瓜葛，在情感上更倾向于“工总派”，因此双方迅速达成一致。

在38军与省军区（彼时称为保定“两军”）对于支持对象的问题上，双方意见分歧，关系逐渐疏远，裂痕日益加深，最终演变为水火不容的局面。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北京军区，对38军亦有所保留。保定两派均依托军队支持，冲突频发，武斗屡见不鲜。其中，1967年6月22日至23日，在保定市河北农业大学发生的一次冲突尤为严重，双方近万人展开大规模混战。尽管38军和省军区赶赴现场试图平息事态，但效果甚微，导致7人丧生，近300人受伤（其中包括数十名部队人员）。

为应对保定之困，八月，中央政府发出通知，要求保定地区的两派代表赴京进行汇报。在此期间，这些代表与“两军”——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、政委曾美，以及38军李光军、刘海清将军——共同签署了一份旨在立即终止武斗的协议。虽然武斗得以暂时平息，但两派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的化解。

1967年12月至翌年1月间，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、政委李雪峰等陪同下到河北各地视察，为省革委会的成立清除障碍。时驻河北各军、省军区均倾向于各地较保守一派，唯独38军支持激进派，陈等急于稳定局势，在保定等地的讲话中，未免站在北京军区立场，对38军支持的一派作了严厉批评。如郑维山1968年1月6日在邯郸炮14师驻地接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驻军负责人时就说：“农造团头头崔士林，他父亲崔田民（余注：军委铁道兵第二政委），崔田民利用501狂派（余注：指石家庄铁道兵学院“铁道兵团”），伸向石家庄，是河北的反军罪魁祸首。崔士林利用造反团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他是插到保定和各县破坏大联合的，各县大联合都被破坏了，五月份以来对付群众，对付河北省军区和北京军区……”。

“农大造反团”实则成为了“工总派”的骨干力量，并获得了38军的坚定支持。尽管陈等人的讲话并未直接提及38军，却无时无刻不在给该军施加着隐性的压力。

唯有北京军区内部知情，38军的调动乃系毛泽东亲自批准，派遣至保定。至于毛泽东与林彪对38军的看法，郑、李等人难以揣摩，不宜过于鲁莽行事。相较之下，不如暂退一步，避其锋芒，以免正面冲突。

1968年1月28日，郑维山与李雪峰携手签署了致毛泽东及中央的《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》。在报告中，他们提议在省革委会成立之际，将省会从保定迁往石家庄。此举的依据在于，石家庄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全省的领先地位，工人阶级的力量尤为坚固，从而有望成为全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核心。次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以及中央文革小组迅速批准了郑维山和李雪峰的报告。

1971年1月，华北会议召开之际，李雪峰在“我的检查”中对相关事件进行了深刻反思：“在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前夕及成立后不久，陈伯达亲自出席筹备会议并发表讲话，旨在进一步打压三十八军，并对另一派群众组织施加压力。他提出了省会搬迁的构想，首先由他提出建议，我及郑维山同志均表示赞同，遂联名撰写报告，采纳了他捏造的搬迁理由，以此欺骗了中央。”

短短两年间，河北省的省会更换了三次，确实令人疲于应对。事后，有人猜测，此举或许是郑、李二人有意让38军承受尴尬，这种说法似乎并非毫无根据。石家庄作为63军军部所在地，河北省革委会的成员中，63军军长张英辉、省军区马辉、曾美三人共同担任副主任，而其他驻军的首长，包括38军军长李光军，仅是常委会成员。这种人事安排，恐怕难以否认其中存在的亲疏之别。

1968年三月，"杨余傅事件"爆发。杨成武曾是郑维山的前辈领导，此次他突然被免职，无疑对郑维山造成了沉重的打击。郑维山自顾不暇，这多少缓解了38军的压力。在随后的3月至8月间，中央在北京举办了以保定两派代表和两军参加的“毛泽东思想学习班”保定班。学习班持续了整整五个月，在中央的严密监督下，经过军委办事组改组后的重新部署，负责推动两军之间的协调工作。经过双方的努力，两军及两派均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。最终，在8月中旬，保定地区和市级革委会正式成立，地区革委会主任一职由38军副军长刘海清担任。

十月，李光军突然接到调令，被平调至武汉军区担任副参谋长。这次调动显得尤为仓促，似乎有些不寻常。据张云生所述，李光军的离职乃是在杨成武担任军委办事组负责人期间提出的建议，杨成武同时还提议由63军副军长徐信填补空缺。然而，当这一提议上报至林彪处时，林彪却不同意徐信前往38军，他有意在本军内部提拔刘海清担任军长，从而搁置了这一人事变动，这也使得林彪对杨成武产生了猜疑。李光军的正式调动发生在杨成武被撤职半年之后，至于内情是否如张云生所述，如今已难以追溯。但一个事实是，北京军区并不喜欢李光军，而接替李光军军长一职的是刘海清而非徐信，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

11月，随着省会城市的迁址，省军区机关亦随之从保定迁至石家庄，此举使得38军的压力得以显著减轻。

1969年，38军迎来转折。

二月初，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将王猛召回京城，并在郑维山的见证下明确指出：保定事件的责任由38军全面承担，北京军区、河北省革委会以及河北省军区均不得干预。自此，保定事件的后续进展将直接向谢富治汇报。尽管谢富治并未透露这是哪一级别的决策，但王猛敏锐地察觉到，这并非仅仅属于北京军区的范畴，很可能是中央层面的决定。

谢富治负责传达这一决定，情形颇为微妙。当时，北京军区政委一职由李雪峰、谢富治、刘格平三位担任。其中，李雪峰是兼职，刘格平常驻山西，实权实际上已转至谢富治手中。同年12月，中央对北京军区党委进行了调整，谢富治、李雪峰、郑维山、陈先瑞四人被任命为军区党委书记，谢富治名列首位。谢富治对38军的处理相对宽松，给予较多支持，其处事风格似乎更为公正，相较于郑、李二人，事情的发展趋势对38军更为有利。

自从保定成为38军独揽大权的地盘，王猛对两派势力均实施了严格而高压的政策。七月，38军与保定地区革委会共同发布了“七二二”布告，明确要求双方停止武斗，上交武器，无条件重返工厂或学校，依照系统、行业和班组进行大规模联合，并坚决打击反革命行为等一整套强制措施。八月十日，地区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了“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宣判大会”，参会人数超过十万。38军、北京军区以及保定地区和市革委会的负责人均出席并发表讲话。大会宣判，对“三个布告”持有敌意并进行暴力行为的两名“行凶杀人犯”被判处死刑。在高压政策的影响下，到了八月底，保定地区实现了“三结合”。至十月，武器收缴工作基本完成，所有武斗工事被拆除，参与武斗的人员均已返回各自原单位，武斗行为得以彻底停止。

该军下辖三个摩托化师，以及一个军直属炮兵团、火箭炮团和高炮团。各师则下辖三个摩托化团，并配备坦克团、炮兵团和高炮团。至次年10月，38军的改编任务圆满完成，从而成为全军中首个摩托化军。

1969年10月至12月，63军从河北迁往山西，其领导机关亦从石家庄迁至太原。原本被北京军区视为“刺头”和“骄傲自满”的38军并未被驱逐出河北，相反，“华北山头”的“老大”——63军却离开了河北，这无疑颇具讽刺色彩。次年3月，38军党委第一书记兼政委王猛被增补为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，成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，38军负责人首次跻身河北省核心领导层，这在两年前是难以想象的。

1970年8月，庐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，陈伯达遭遇挫败，李雪峰与郑维山亦受其累。同年12月10日，38军党委向军委办事组及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，内容是“检举揭发陈伯达的反党罪行”。38军党委提交此报告的初衷，是想通过批判陈伯达来抒发自调防华北以来所积累的不满情绪。如今看来，这份报告与当时众多批判揭露材料类似，充斥着牵强附会、夸大其词的言辞。恰逢毛泽东正苦于找不到攻击陈伯达的弹药，38军的报告便恰好迎合了他的需求。于是，毛泽东于12月16日作出了批示：

为何陈伯达得以随意行动与发表言论，尽管他并非北京军区官方职务人员，中央也未授权他处理北京军区的军政事务。为何陈伯达在军区及华北地区享有如此超然的地位？林彪同志反映，他甚至难以与三十八军的人员进行沟通。北京军区尚未就陈伯达问题召开过专门的会议，只是在各省和各军中进行了传达，导致思想未能得到充分统一，全军团结也受到一定影响。请各位考虑这些建议的可行性。

毛泽东口头常言“实事求是”，这个批示，就十分不“实事求是”。其一，陈伯达以政治局常委、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去河北各地协助解决两派纷争，并非越权。平息地方两派纷争，不是北京军区的“军政问题”，北京军区也绝无可能去阻止一位政治局常委的所为，何况，陈的所为符合当时“大方向”。其二，毛泽东一句“林彪同志对我说，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”，将原与此事无关的林彪扯了进来。林彪是否真的对毛说过这样的话，大有疑问。对38军，对北京军区各军的矛盾，林彪其实十分注意避嫌，从不表态。根据目前根据目前已知的材料，自38军调至保定，林彪从未到过该军，从未召见过该军的任何干部，该军的负责人，亦从未单独求见过林彪。这也是“9·13事件”后38军各负责人能安然摆脱干系的重要原因（至于《571工程纪要》将38军列入“借用力量”，仅是林立果一厢情愿，与38军本身无关）。

无论如何，38军的批陈报告，为毛泽东提供了一块“石头”，借此他向陈伯达、郑维山、李雪峰发起了猛烈攻击。毛泽东在当月作出的批示，使得王猛得以晋升为北京军区副政委。次年7月，在毛泽东和林彪的同意下，中央任命王猛担任国务院国家体委革命委员会主任，并担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。在任职期间，王猛对江青等人干预国家体委的事务逐渐产生了反感，并采取了一定的抵制措施。江青也因此对王猛心生不悦，意图在“四届人大”期间提拔庄则栋以取代王猛。王猛欣然接受调动，于“四届人大”前夕，被调回部队，担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。在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，应国务院有关负责人的要求，王猛于1977年2月重返国家体委，担任主任（保留军内职务），1981年7月再次回到部队，升任广州军区政委，并于1985年按照大军区正职待遇离休。

文革奉行体育外交，王猛对外以国家体委主任身份几乎天天露面，闻名于世。知情者言，以王猛的才干，80年代本可更上一个台阶。惟以笔者愚见，王虽不满陈伯达、顶过江青，在国家体委亦做了不少好事，却也支持过保定地区造反派。就因为这后一条（这本是文革客观环境所致），在主军的邓小平心目中就大打折扣。王猛能以大军区正职“安全降落”，相对于他的同侪，已属万幸。这些，已是后话。

1972年8月，中共中央发布《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》。根据该《通知》所附的《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（草案）》，军队在那些已设立党委的地方与单位，逐步撤销了“三支两军”的机构，并撤回了相关人员。1971年，38军副政委徐炜接替刘海清担任保定地区革委会主任一职，他在中央《通知》发布后的次年3月，亦被调回部队。在军队主导权力的鼎盛时期，38军不仅负责保定地区23个市、县的22个团“三支两军”工作，还选派干部和战士前往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及大专院校执行“军管”和“军训”任务。当时的军参谋长朱月华，便受命赴京担任国务院对外文委军管小组组长。

1974年，我国开展了全国性的“批林批孔”运动。江青意图将“批林批孔”以及批判林彪军事路线的典型事件推向高潮，于是将目光锁定在38军。她派遣工作组进驻38军113师338团8连，开展“批林批孔”的试点工作，并向该连队提供了相关学习材料。面对形势的压力，38军不得不派人前往8连“总结经验”，而这些所谓的“经验”在《人民日报》和《解放军报》上屡次刊载，使得8连声名鹊起。同年7月28日，王洪文与江青邀请了北京军区的三位负责人以及38军的四位领导，一同前往北京北海的仿膳堂共进晚餐。次日，王洪文、江青、陈锡联、纪登奎等人在38军停留了一晚，并召开了河北省及驻保军、地主要领导以及338团8连全体成员的接见会。会上，王、江二人发表讲话并赠送书籍，江青更是即兴创作“顺口溜”以赞誉38军，场面热闹非凡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事实逐渐证明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徒劳无功。表面上虽然虚与委蛇，但在关键时刻，军队不可能与他们同流合污。

在1974至1976年间，我国陷入了“批林批孔”、“批邓”以及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运动漩涡。保定地区再度陷入了武斗与混乱之中，河北省的省委和省军区无力遏制这一局势，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新启用早已脱离地方“三支两军”体系的38军。1976年11月15日，由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秦基伟担任组长，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、38军政委王丕礼担任副组长，北京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岱、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、38军副军长李连秀等组成的“中央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”抵达保定。38军奉命于11月16日对全区的各个武斗据点实施武装包围，随后收缴武器、拆除工事、解散武斗组织。12月13日，保定地区组织了500余人前往北京，参加由领导小组举办的“学习班”。同时，由省委和38军共同组建的联合工作组进驻保定，与地、市委紧密协作，局势迅速好转。保定，这个文革期间的“重灾区”，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动荡与反复。